儒學源發於先秦以孔子為首的學問脈絡，經漢、唐、宋、元、明、清為科舉考試的主軸，因此此學與熟悉此學的儒生對整個中華文化產生極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學貫穿了整個中華文化的精髓。

儒學之所以能一直佔據中華文化的中心，是因為儒學向來重視的是關於人生的學問，甚至是關於生命的學問，而且不分貴賤貧富均能學而習之，有所獲益。歷來知識份子或是在位者都以它來溝通人與百姓、世界的重要橋樑。儒學強調生命的學問，儒家義理本來就是真實生命所呈現，啟發著人的存在意義。

儒家以人為貴，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道自然運作，而人可以通過自覺的道德實踐來認識這個世界與貫徹合乎於道的天理，可感受到此學是很重視人的。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中庸》更進而以人應當參與天地之道，以盡人性；而參與天地之道，以達「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由是看出儒家積極入世的性格。

儒者云：「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等主張，指人與天地萬物同為一體。此深化於上位者則能愛民愛物，以民為本；落實於百姓則百姓愛物愛鄰，不分彼此。從歷史上看，凡崇尚儒學的國家、朝代，很少會去強佔他邦，以武力欺凌他國，便是儒學有好生之德的薰染。

這份愛人之心拓展於物，如云：「窗前草不除」，以保持天地萬物生生之德。唐君毅先生以為：人不但會為受風雨摧折的樹木傷感，亦時為一物之受不幸破損而傷感；牟宗三先生認為在儒家的哲理中，「宇宙秩序即道德秩序」，凡此皆顯示儒家一方面尊人，實即尊重人的德性，同時也愛惜萬物。

儒家思想成為中華文化精神的典型，是透過個人的反省和對他人的感通，加上長期的實際生活中所體驗得出的結果。每一代的儒者都不斷地回歸儒家的原典加以注疏，藉由這樣不斷的溫習，也不斷地創造出合適於當代的儒學關懷。成為中華文化影響的大宗。

儒學思想呈顯於中華文化的特色，如天人合一便是。所謂「天人合一」是指人將自己的道德生命與天理合一。天對萬物的養育是公正無私的，所以人也理當效法之，以培養公正無私的品德；自然界運轉有恆，所以人也當效法自強不息的精神，這便是天人合一的主要意義。儒家崇尚自然不忍毀傷草木，射獵有時，均是心胸與天地間能夠體會相通，如此才更有開闊的心境。

儒家倫理也深深影響著中華文化的人民之生活精神，今舉數點為要說明：
（一）品格。
孔子重視人格，在人格的修養上尤其重視君子之修養，因為「君子」在古代社會中乃指德行才能出眾的人而言，也是社會穩定的中堅份子。如孔子說：「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誠之，君子哉。」

（《論語•衛靈公》）孔子平時與弟子們相處時常以「君子」二字相勉，以期人人皆能成為所謂君子。 至於孟子，對人格的修養則主張養性與盡心，也就是培養善的功夫，教人盡心去行善，而荀子則強調養心與厚德，就是以誠養心，以厚德待人。至宋明理學諸家亦以此為人格修養之要則。如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在實踐上由人性本有的良知談存天理去人欲，當人的私欲降至最低時就如同孔子聖人氣象可以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體現人本來的良知之善，其行為便在善之中，不會有所差錯。

（二）仁道 。
所謂「仁」道就是指仁愛之道，「仁」與「愛」本屬一體，蘊於內者之謂仁，發於外者之謂愛，仁愛推至極點便是天地萬物為一體，而仁愛之起點則始於孝悌。「孝」是敬愛親長，「悌」是友愛兄弟，人人由於孝悌之實踐力行，則社會、國家、人類自然走向和諧美滿。

中華文化向來是對於周邦鄰國採取仁道的方式對應之，絕少以滅國的方式來取得對方的資源，多是以君子相交，彼此各自獨立運作國政，每年派使者相互訪視，以慰勞交流而已。如此雙方文化的交流反而更落實，也不會有排擠的情況。

（三）忠恕 。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解釋：「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凡事如能以自己的欲或不欲為標準，推而以知他人之欲或不欲，這樣就可確定一個人立身處世所應採取的態度，故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都是說明忠恕就是推己及人的道理。

儒家談忠恕，散播於民間即能形成風行草偃的效果，因易懂、易學、易用，此說能於運用於個人修身，亦能於外在的大環境行使之，如君臣相處、夫妻相應、國與國的對待皆可通用。

（四）中庸 。
鄭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為用也，庸，常用也。」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儒家認為人類一切事物經常有兩個極端，各走極端是非常危險的，所以我們須循情度理來取中庸之道，此所謂執兩用中。過與不及皆失兩端，唯有行中庸方能不有所偏損。雖然有人會批評中庸過於溫和難顯個性，實則中庸之道在於人心之調節，非於實物上的不盡力。人還是可以很認真的工作、學習，但不需要為了工作而損傷身體。

（五）王道 。
《尚書•洪範》篇說：「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意思就是說王道是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的正道，王道就是重義務而輕權利。儒家建構了一套典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既是偉大的政治家、領導者，也是聖賢的楷模，儒者將人格上的完美與政治上的完美結合，因此有仁德的君王，其所治理的天下必然合睦。商湯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尚書•湯誥》）。君王因人格擁有道德，必然體恤百姓，所行為必然為王道而非霸道。這個典範提供後來君主仿傚的對象，繼而成為行王道的仁君。故儒學對中華文化的國家治理產生絕對深遠的影響，它幾乎決定了中華民族的國家性格。

（六）實踐 。
儒家思想重視德行之躬行實踐，如《中庸》第二十章孔子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又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這些都是勉人注意力行的要旨。孔子說：「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一個君子必先實行自己所說的話，待做到了而後再說，所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假如只說而不能躬行，即認為是可恥的行為。

以上諸點滲透進整個中華文化的內在之中，或於書院、師塾、文獻典籍中傳播，甚者於鄉約、族規中也多以儒家所提出的理念為準繩，因此中華文化可說與儒家思想緊緊連繫於一塊，密不可分。

撰稿人：簡逸光，佛光大學兼任助理教授